以太坊创始人Vitalik Buterin近日发表长文，系统阐述其从宽松许可转向Copyleft开源许可的哲学转变。这篇题为《为什么我曾经偏爱宽松许可，如今却青睐Copyleft》的深度分析，揭示了当前加密生态与开源运动中权力博弈的新趋势。
Vitalik在文中首次公开承认，其个人博客已从极端宽松的WTFPL协议转向Copyleft许可模式。这一转变背后存在三重动因：开源已成为企业标配的行业现实、加密货币领域恶性竞争加剧，以及规模经济下权力失衡的理论推演。
文章详细对比了两类主流开源许可：宽松许可（如MIT、CC0）允许任意使用衍生作品，而Copyleft许可（如GPL、CC-BY-SA）则要求衍生作品必须保持相同开源属性。Vitalik坦言，早期选择宽松许可是为最大化作品传播，避免与企业闭源策略冲突。但如今谷歌、微软等科技巨头已全面拥抱开源，使得"用Copyleft倒逼开源"的策略更具可行性。
Vitalik特别指出，加密行业正面临"赢家通吃"危机。当AI和区块链项目越来越依赖开源代码时，Copyleft能有效防止企业将社区成果私有化。他引用经济学模型论证：在超线性规模收益下，强制开放源码是防止单一实体垄断技术进步的关键机制。"就像USB-C标准强制互操作性那样，Copyleft创造了中立的开放生态。"
文中展示的多组数据图表显示，当技术扩散既不自发也不确定时，Copyleft的价值呈现指数级增长。这种变化在硬件领域尤为明显——Vitalik设想未来可能出现"Copyleft汽车"，所有设计图纸必须公开可查。
值得玩味的是，这位加密货币先驱对政府强制技术扩散政策表现出谨慎认同。他认为欧盟标准化法案、中国技术转让规则等政策与Copyleft精神内核相通，但后者避免了行政干预的弊端。这种立场转变反映出Web3建设者对权力中心化风险的深度警惕。
文末，Vitalik强调Copyleft不是绝对准则，宽松许可在特定场景仍具优势。但毫无疑问，当开源成为科技创新的基础设施，许可协议的选择已超越技术范畴，演变为塑造数字文明形态的关键决策。这场由以太坊创始人掀起的许可哲学论战，或将重新定义下一代互联网的开放标准。
